围绕学生成人成才 提升校园文化内涵

发布时间:2016-07-21 09:26:18   来源:一家之言    点击:

围绕学生成人成才提升校园文化内涵

——加拿大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等校文化建设启示
 
王立智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甘肃酒泉  735000)
 
 
  摘要:校园文化作为一个学校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办学传统、人才培养、人文关怀、核心价值等的长期积淀,既是其个性的彰显,也是其软实力的表现。解读加拿大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等校的建筑文化、标示文化、关爱文化和精神文化,可以帮助我们唤醒“文化自觉”意识,着眼于促进学生成人、成才,提高认识,科学规划,突出重点,统筹推进,全面提升校园文化内涵和可持续发展力。
  关键词:校园文化;特色;内涵;文化自觉
 
  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办学传统、人才培养、人文关怀、核心价值等长期积淀的结果,是其独特个性的集中表现,也是其发展软实力的基本载体。不同国度和不同教育类别、不同教育阶段、不同院校的校园文化,因服务对象及社会背景、诉求重点、表现形式等的不同,往往存在较大的群体差异与个体差别,但究其根本,都服务于学生成长与发展,服务于文化传承与民族进步。就这一点而言,加拿大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及博瓦立学院等的校园文化建设理念,无疑为我们充分挖掘校园文化内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一、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等的校园文化解读
  2015年8月30日至9月26日,笔者有幸参加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织的高职院校领导海外培训。在加拿大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Southern Alber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及博瓦立学院(Bow Valley College)为期三周的集中研修期间,结合自身分管业务,通过“看”“听”“问”“思”,重点对各校校园文化建设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
  在我看来,其校园文化特色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建筑文化
  建筑被誉为“石头的史诗”“凝固的音符”“立体的书”,“它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1]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其文化价值也越来越受关注。特别是对大学而言,其建筑设计、功能布局、空间组织等,不仅要满足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的需要,更要体现一种审美文化的追求。综观阿尔伯塔理工学院的建筑文化,主要具有三大特征:
  一是布局紧凑合理。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占地50公顷,面积不大,但建筑容积很高。其核心区域,是连成一片的10幢教学建筑;在校园东北角,则是2栋宁静清幽的学生公寓。体育场、体育馆唇齿相依,6个停车场或者呈双层结构分布于体育场下面,或者平面镶嵌于学生比较集中的其他区域。整体布局错落有致,教学区、运动区、生活区界限清晰。
  二是外观新颖独特。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的建筑学科在加拿大乃至海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校园建筑也充分展现了这一学科的优势。整个建筑群重设计、轻装修,主体建筑采用钢屋架大框架,实现了造型美与结构美的有机结合,外观新颖,各具魅力;整体色调以朱砂红为主,饰以象牙白装饰条纹,使新、老建筑无缝衔接,既保留了老建筑的古典美,又融入了新建筑的现代美,柔和温馨,浑然一体,几乎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建筑博物馆”。
  三是装修兼具实训功能。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的建筑装修也极具个性,特别是建筑学科教学实训大楼,采用大框架、高屋顶,将建筑结构与后期装修的原始风貌显露无遗,非常适合开展直观教学。电线、网线、监控线、电话线、闭路网等线路分布井然有序,空调管线、上下水管道、消防设施等管网铺设科学合理,各类阀门、开关、插座等的安装整齐规范,可谓实地开展建筑设计、土建工程等专业实训教学的绝佳案例。
  (二)标示文化
  标识、标牌是大学视觉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种表现形式。校园标识、标牌的设计和设置,是衡量一所大学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也是衡量其规划水平优劣的标志之一。在这方面,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等校同样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一是广泛的徽标(LOGO)应用。LOGO作为一个组织综合信息传递的媒介,在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等校,都得到了非常广泛和普遍的应用。从宣传资料到讲座PPT,从教职员工名片到门户网站、各类标牌等,都有LOGO的存在。正是通过这种不断刺激与反复刻画,使每个来访者都能借助LOGO,清晰地对其进行形象识别,并深切感悟其蕴含的品牌价值。
  二是清晰的导示系统。导示系统一词来自英文sign,有信号、标志、说明、指示、预示等多重含义。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的一个部分,它不但具备引导、指示等功能,同时也是环境布局的重要环节,是营造风格、塑造文化的重要手段。如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将校园建筑物按A、B、C、D……划分为若干区域,在不同建筑物旁和行人通过处分别设置区域导示牌,在主要建筑物大厅辅以接待、导示服务台,使各主要路口都能看到校园平面图,各建筑物外部及楼梯口、电梯口都能看到楼层分布图,为师生及外来人员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导示系统。走廊树有导示柱,走廊拐角处墙面和走廊顶部挂有导示牌,使建筑物内部方位、布局一览无余;所有建筑物入口及走廊、房间入口,都装有红色发光安全出口(EXIT)指示牌,对应墙体则配有楼梯、电梯指示牌,使应急安全通道清楚明了。奥兹学院(Olds College)和圣力嘉学院(Seneca College)还在学生注册、缴费及咨询窗口等关键部位,配置了很多大屏幕电视,借此进行滚动式的导示、宣传,既易于被学生接受,又便于动态更新内容。
  三是详实的文字说明。在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各个人物雕塑及各种花卉、树木等的旁边,都有制作精美的铭牌,以文字诠释其文化内涵;各个房间(不论是教室、实训室或是办公室、会议室等)门口,也都有规范、统一的铭牌,以文字阐明其功能;走廊、室内张贴的各种照片、艺术品、学生作品,都有简约的文字说明;办公桌及桌子后墙,还有各种导示性、说明性、装饰性文字。在奥兹学院,上千种花卉、植物,也都有相应的文字说明。这些铭牌、文字,不仅使导示系统的功能得以延伸、信息得以扩展,也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涵。
  (三)关爱文化
  前述建筑文化、标示文化无疑尚属物质文化的范畴,关爱文化则处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中间地带。作为人本思想在文化层面的集中体现,简单说,关爱文化就是以大爱精神,通过物质、制度、行为、精神等的文化关照,让人获得关爱、尊重、方便、和谐、希望等精神愉悦。事实上,在现代企业,关爱员工已经被视为企业文化的灵魂。对于现代大学特别是高职院校,倡导以师生为中心的关爱文化,既是通过潜移默化强化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诸多功能的重要措施,更是导入企业文化核心元素、提升校园文化整体内涵的不二选择。
  以笔者的观察、感受和粗浅认识,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等校的关爱文化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其一,人性化的休闲设施。各校都十分注重营造“家”的氛围。进入校园,随处可见供师生休息、学习的桌椅,不同区域样式各异,融合周边环境,形成一个个优雅的休闲空间;随处可见自动售货机,方便师生就近购买食品、饮料。每栋建筑物内部,都设有营业性西餐店,出售冷饮、热饮及汉堡之类的食物,学生、教师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消费。在走廊或卫生间附近,大多装有自动饮水设备,解决了师生饮用水问题。在一些固定区域,放有微波炉,为师生加热食物提供了条件。在办公区域,还设立了教职工休息区,可免费提供咖啡等饮品。
  其二,个性化的便捷服务。各校都十分注重从细节上为师生及外来人员提供个性化的便捷服务。以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为例,其导示系统均采用多种语言,并辅以盲文,确保了不同国籍、不同语言的人群乃至盲人都能在庞大建筑群、建筑物中便捷地找到自己要去的地方;所有建筑物入口,都有残疾人无障碍通道,指示按钮一按,门自动打开,为残疾人通行提供了极大便利。在走廊及电梯口等处,装有大量规格不一的软木白板,管理部门、教学部门、学生组织等均可将需要告知师生的公告、通知、广告、宣传等纸质信息用图钉张贴其上,既方便实用,又规范有序。在走廊或休息区桌子上,到处都放置了电脑,可供学生随时随地学习、查询、上网等。在走廊内,还摆放了许多带密码锁的铁质储物柜,可供学生存放衣物。
  其三,常态化的卫生及守时习惯养成。各校都十分注重以完善的卫生设施引导师生的卫生意识和行为。马路边、绿地上、走廊里及教室、办公室内部等,随处可见各式各样、分类清晰的大垃圾桶,即便教室内,也至少在门口、讲台旁、教室后等处摆放3组以上,便于师生对垃圾进行即时、分类处理。至于卫生间,则几乎都可以达到五星级宾馆的标准,而且不同卫生间设施不同、风格迥异,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整个校园干净整洁,一尘不染,走道、楼梯随处可见席地而坐的学生。透过这些设施、习惯等,也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其制度文化的力量,任何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在这里都会显得格格不入。时钟是报告时间的,参访学院校园内随处可见时钟,校园、楼道、教室、会议室、实训室、办公室举目可见样式各异的时钟,校园已成了时钟的博物馆,时钟增强师生时间观念,时钟也成为校园亮丽风景。
  (四)精神文化
  审视文化构成的各个层面,精神文化可谓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行为文化的内在主导力量,决定了其品质优劣。[1]具体到一所学校,精神文化则主要表现为“学校风气、校园传统、群体意识、价值追求、理想信念等非实体性的精神财富”[2]。就我个人的观察、感悟,要深入了解和把握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诸校的精神文化,可以重点抓住以下四个“关键词”:
  一为“人本”。从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博瓦立学院等校的建筑文化、标示文化、关爱文化不难看出,深层均蕴含着以学生为中心、处处为学生服务、一切为了学生的办学理念,而这正是其精神文化范畴人本思想传统与价值追求的具体表现。
  二为“团队”。各校非常重视团队精神的弘扬,到处可以看到团队的记忆和团队的重要。以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为例,教学楼走廊张贴着历任校长、董事会成员、优秀校友、捐赠者及重大活动照片,以及历届毕业生合影等;体育中心走廊悬挂着冰球队、棒球队、橄榄球队等各种团队的大幅合影,特别是参加各种比赛获奖的合影;在教学、实训、办公场所等的一些醒目位置,还悬挂着很多展示员工风采、学生风采的照片,摆放着大量学生作品及获奖证书、奖品等。每幅照片都装有精美的相框,配有详细的文字说明。整个校园既是教学活动场所,也是一个充满艺术美感的“校史展览馆”。通过一幅幅照片留存的记忆和传达的信息,充分彰显了团队精神与团队力量。
  三为“包容”。加拿大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多元文化的交融在这里已经上升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形态,并深深融入了其大学精神。在这方面,作为一所政府举办的侧重为移民服务的大学,博瓦立学院堪为代表。该校学生来自128个国家,讲97种语言,文化背景、教育背景等均存在显著差异,与之相适应,教师所采用的授课语言亦达46种之多,其文化的包容性由此可见一斑。同时,博瓦立学院的教学楼本身,也是一个艺术长廊和多元文化博物馆。不论是走廊,还是教室、会议室、实训室等,都张贴着世界各国著名画家的作品,每幅作品都价值不菲。此外,学院还为原住民(印第安人)保留民俗提供了专门活动场所,形成了一个多元、开放、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
  四为“感恩”。在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等校,校园最醒目的位置或最重要的部位,往往都是留给为学校发展提供捐赠的人士。或者以捐赠者姓名为建筑物、实验实训室等命名,作为一种永恒纪念;或者设置主题文化墙,在突出位置按贡献大小依次悬挂捐赠者照片,并以不同字号(贡献越大,字号越大)做出相应说明;或者为捐赠者出版专刊,广泛宣传其善举,弘扬成功者回报社会、回报教育的精神道义。学校还要就捐助资金年度使用情况定期向捐赠者进行汇报。无论是捐赠者对教育的回报,还是学校对捐赠者的尊重,说到底都是感恩精神的张扬。
  二、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差距及原因探析
  (一)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差距
  对比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等校,国内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还存在着明显差距,突出表现为以下三点:
  1.缺乏特色。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的校园文化,充分体现了一切为学生、专业、课程服务的理念,特别是其八座应用技术中心,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教学设施及环境,也集中展示了它作为加拿大工商企业顶级合作伙伴的深厚背景,以及推进校企合作、导入企业文化的丰硕成果。博瓦立学院则围绕多元文化的展示,彰显出迥异的个性。与之相比,国内大多高职院校还远未形成自身的文化特色,一方面,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职教元素相对匮乏,高职特征不够明显,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高职教育与中职教育的文化界限均显模糊;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个独立的办学实体,个性化色彩也强化、张扬不够,院校与院校之间文化趋同性强,区别度不大。
  2.缺乏系统性和纵深感。在南阿尔伯塔学院,那种一切为学生、专业、课程服务的理念,向内渗透进价值层面,沉淀了特定的精神文化底蕴,塑造了整个校园文化的灵魂;向外渗透进表现层面,彰显于建筑文化、标示文化、关爱文化等,表里呼应,互为印证,构成了一个从价值诉求、制度固化到物质外现、行为表现的自足体系,既相对封闭,又无限开放,从而赋予了文化以一种纵深的格局。即便进入其建筑文化或标示文化等子系统内部,也相对完整、浑然一体,特别是新老建筑的合理布局与无缝衔接,以及校史文化墙的恰当设置,更是在整体的和谐、系统之外,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空间的纵深感。反观我们的校园文化,则缺乏面上的系统构建与点上的深度挖掘。就系统性而言:一是缺乏精神之魂。或者不注重办学传统、办学特色等的开发、积淀,使精神文化本身显得干瘪、空洞;或者抛开精神文化支撑,简单孤立地进行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等的碎片化建设,各自为阵,零敲碎打,使校园文化丧失了灵魂,丧失了串珠之线,显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二是缺乏整体推进。或者表现形式单一,明显缺失建筑文化、环境文化、团队文化、捐赠文化等的深度挖掘,使校园文化从内容到形式均呈现出一种扁平化特征;或者舍本逐末,将校园文化简单等同于学生社团活动等校园活动,为了文化而文化,为了活动而活动,使校园文化沦为校园的文化装饰。就纵深感而言:一是缺乏空间纵深感。建筑设计随意性大,建筑容积相对较低,功能布局不尽合理,绿化、美化整体滞后,难以给人以错落有致、曲径通幽之感。二是缺乏时间的纵深感。不注重历史性建筑的保存和历史性图片的展示,不注重“集体回忆”及“个人记忆”[2]的文化再现,使校园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当下”状态,丧失了历史的积淀与穿越时空的丰盈感。
  3.缺乏精细度。如前所述,在南阿尔伯塔学院,每一幢建筑,都是设计的典范;每一座应用技术中心,都是校企合作的结晶;每一块导视牌、铭牌等,都制作精美,信息集约;每一处文化墙及教学设施、休闲设施、生活设施等,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质和积极的教育意义。在博瓦立学院,走廊等处悬挂的每一幅绘画,则都堪称艺术精品。可以说,在这些学校,校园文化的精髓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而在我们这里,校园文化的精细度大多不足,缺乏富有文化特质与教育功能的文化精品,缺乏精神文化在物质载体上的细节呈现,缺乏办学理念向学校决策行为、管理行为及师生日常行为的实际渗透,甚至缺乏高度一致的共同信念,致使校园文化流于粗放,陷于“贫血”。
  (二)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存在差距的原因探析
  结合国内高职院校发生发展的历史及背景分析,造成其校园文化建设差距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六点:
  1.办学历程短,缺乏历史积淀。国内高职教育起步于上世纪末,大多院校由成人高校转型或中职学校升格而来,高职特征尚未完全得以彰显,自身文化积淀相对较浅。加之校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整体有限,企业文化元素更为缺失。
  2.投入不均衡,缺乏经费保障。从2006年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至今,国内高职教育依然处于一个基础发展期,很多院校总体投入严重不足,繁重的基础设施和专业建设任务等挤占了有限资金,致使校园文化建设或者无暇被顾及,只能搁置一旁;或者有心无力,只能零敲碎打。
  3.认识不到位,缺乏统筹兼顾。办学历程短、投入不均衡等因素虽然客观存在,但绝非荒废校园文化的理由。就主观而言,我们在认识上至少还存在两大不足:一是对校园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往往认为文化是“虚功”,以虚对虚,不愿投放更多的精力及财力、物力、人力。二是对校园文化的内涵理解狭隘。或者片面强调实用,以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取代行为文化、精神文化,人为弱化甚至排斥人文教育及人文关怀;或者片面强调精神、理念,以统一的校歌、校标、校服及响亮的标语口号等,热衷于塑造“文化”的功利外壳;或者将文化建设局限于学生管理与思想教育层面,以文体活动、党群管理、思政工作等取而代之,不能将其纳入整体规划及办学方向、培养目标等的大框架下统一规划、同步实施。
  4.定位不精准,缺乏个性追求。国内高职教育一度被视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层次,其独立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类型化特征尚处于探索、构建阶段,很难为文化建设提供有效的理念引领和精神补给。在此背景下,其文化建设也难以找到自身的准确定位,往往采用“移花接木”策略,要么“高攀”,以普通高校为母体,简单复制或导入其文化基因;要么“低就”,以中职学校为就近参照,改头换面地盗取其既有文化,既偏离了高职培养目标,也抛弃了作为一个独立文化主体应有的个性追求,进而导致高职校园文化高等性与职业性的双重弱化。
  5.规划不系统,缺乏通盘设计。在一些院校,文化建设尚未进入中长期发展规划;在一些院校,文化建设只是作为整体规划的一个标榜,只有上文,不见下文;在一些院校,虽然有文化建设的单项规划,但受制于决策者个人偏好及实施者认识水平、规划水平、设计水平等,难以基于职教特征完整开发校园文化谱系,形成明确、具体、可操作的纲领性文件。凡此种种,导致校园文化建设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沦为点缀。
  6.管理不精细,缺乏主体参与。作为领导主体,学校决策层不能深度介入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及过程指导;作为管理主体,宣传部门不能有效协调各方面力量完善领导机制、决策机制、投入机制、考评机制等校园文化运行机制;作为创造、传承主体,师生则往往只能被动接受或完成相关“任务”,难得有机会参与决策、规划、制度建设等的协同创新。由此导致校园文化“貌合神离”,难以互动生成共同的价值追求。
  三、对高职院校提升校园文化内涵的几点建议
查摆高职文化建设不足并寻根究源,不是鼓吹“文化虚无主义”,更不是要搞“文化西化”。在当代中国,校园文化不仅是一校综合实力之反映、科学发展之保证,也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提升内涵、彰显特色,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学生成人成才,乃至推进文化强国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针对前述一系列问题及其成因,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着力提升高职院校文化内涵: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这是一句典型的老话、套话、官话,也是一条不成建议的建议。之所以老调重弹并置于首位,完全基于当前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领导职能基本缺失或严重弱化的现实。陶行知先生早就指出:“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他的校长。”所谓“校长”,在这里显然还要延至整个决策层。就一所学校而言,决策层的思想认识水平往往决定着其包括校园文化在内的发展定位、发展思路及发展成效。
  具体到校园文化建设,决策层至少需要确立如下思想:
  1.优秀文化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的血脉。
  2.优秀的校园文化是育人之本、强校之基。
  3.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内在需要。
  4.校园文化牵涉物质、制度、行为、精神诸多层面和决策者、管理者、教职工、学生及合作企业等利益相关方,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主体参与、多维度构建。
  5.校园文化必须走特色化、内涵式发展之路,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必须彰显中国特色、高职特色和自身特色。
  6.校园文化建设“永远在路上”,绝非一时一事,需要系统规划、持续投入、统筹推进和长期积淀。
  (二)集思广益,科学规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校园文化建设这样宏大的工程,不仅需要我们对其内涵及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还要结合学校事业发展,科学制定各个时期的专项规划。
  一套科学的校园文化建设规划,至少应具备三大特征:
  1.系统性。所谓系统性,在这里又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完整性。即校园文化建设规划要复合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各个层面,不能以偏概全、顾此失彼。二是互动性。即校园文化各层面之间要符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内在逻辑,并以精神文化为价值层,高度统合处于表现层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不能油水分离,甚至驴头不对马嘴,互相抵触。三是相关性。即校园文化系统本身又从属于其上位系统(如学校事业发展系统、社会主义文化系统等),不能与之完全割裂开来,自行其是,孤立探索。
  2.创新性。所谓创新性,就校园文化规划而言,主要包括两个维度的突破:一是继承,即对既有校园文化传统及其精华的挖掘和发扬。这是基于文化延续性的向内突破,是对校园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事实上,无论什么文化,归根结底都会表现为一种历史的积淀。著名学者陈之藩在《剑桥倒影》一书中也说:“许多许多的历史才可以培养一点点传统,许多许多的传统才可以培养一点点文化。”对于“新生代”的高职院校,如果在校园文化建设上总是一味地玩“花样翻新”,就势必会使原本薄弱的传统丧失殆尽,使之沦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无厘头闹剧。二是创造,即对既有校园文化构建模式的超越。这是基于文化多样性的向外突破,是对校园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持续更新。高职院校编制校园文化建设规划,必须着眼于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不断为自身文化传统注入时代精神,注入企业文化元素;必须紧紧依托和充分调动师生、校友、专家学者、合作伙伴等多元主体的创新意识与创新思维,在全员参与中延展架构,在多元互动中协同创新,不断丰富载体、拓宽形式、塑造品牌、提升品位。没有顶层设计的突破,就没有校园文化的创新;没有校园文化的创新,就没有校园文化的发展。
  3.可操作性。我们说,校园文化建设规划体现了一定时期校园文化的顶层设计,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天马行空、不接地气,就可以闭门造车、不讲可操作性。相反,一套科学的校园文化建设规划,既要适度超前,还要符合实际;既要明确具体建设内容和要求,还要明确各项内容的主要任务;既要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经费保障等基本保障,还要靠实相关责任部门、责任人及完成时限等,建立常态化的督导、考核机制。
  (三)突出重点,统筹推进
  列宁说过,“任何计划都是尺度、准则、灯塔、路标。”这里所揭示的,除了计划对于管理实践的基础作用,还有计划与现实之间显在的距离。要使规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付诸实实在在的行动。特别是当前,校园文化在很多高职院校尚处于草创期或重构期,筑牢校园文化的根基,理应成为其文化建设的核心策略。具体讲,要重点推进以下四项建设:
  第一,要积极培育共同价值理念。
  校园精神文化主要表现于办学理念及由此衍生而来的校训、校风、校徽、校歌等,是大学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作为决策者,首先要基于办好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这一共同理想,以国际视野科学研判高职教育发展趋势,以理性思维客观审视自身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发展环境与发展空间,集思广益,形成共识,确立办学宗旨(即服务面向)、办学目标(即发展愿景和培养目标)、办学方略(即发展思路),并一以贯之、长期坚持,赋予自身以生存理由、生存诉求和生存动力。
  其次,要积极推进办学理念的“延展”和“渗透”。所谓“延展”,指办学理念向校训(乃至系训、班训、入学誓词、入职誓词、校园公约等整个训言系统)、校风(包括教风、学风、行政作风、服务作风等)、校规等相关概念(文字)性精神文化组件的延伸,以及向校标、校徽、校旗、校歌、校服、学校形象宣传片、校园导视系统等识别性精神文化组件的拓展,并由此形成统一的理念识别体系。所谓“渗透”,则主要是通过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以及校训释义、校风描述、校规解读、文体活动开展、文化品牌创建、识别系统推广等不同路径,使办学理念“走下墙壁”,有效下延、传导至广大师生头脑,转化为凝聚力、向心力,转化为行动自觉,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和文化品牌。
  第二,要系统建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
  制度文化作为文化的规则层面和秩序系统,既是精神文化的产物,也是物质文化的维系和行为文化的主导。如何建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是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必须面对的课题。
  首先,要高度重视章程建设。要以章程文本,固化办学共识,着力体现自身所要追求的核心价值;以共同契约,从宏观上协调与政府、社会、合作企业等的外部交互关系,从微观上确立“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办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保障和催化以人为本、校企合作、科学发展等理念精神向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日常工作的深度迁移。
  其次,要以章程为依据、问题为导向,理性设计和科学建构现代高职院校制度体系。所谓“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治理结构,显然只是一个制度胚胎,要形成体系,就必须以此为框架,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基于办学定位、发展需要和运行分析,对现行制度进行诊断、梳理,摸清底细。二是基于高职教育的“中国规律”和自身实际,着眼全局,适度前瞻,系统设计制度体系的整体架构,并从起草、讨论、修改、审查、审定、发布等环节,严格制度制定标准。三是基于设计架构及制定程序,针对现行制度可能存在的突出问题,诸如照抄照搬、脱离实际,闭门造车、违背规律,内容陈旧、重复交叉等,以人文关怀为根本,以服务效能为追求,以保障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平衡利益关系、规范权力运行、推进校企合作、提升教学质量、细化工作流程、鼓励师生创新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废改立工作,分门别类地重构运作规范。
  此外,还要建立健全制度运行及监管机制。制度在执行之前,反映的只是一种“应然”,而非“实然”[3],充其量只是文化的一个躯壳或符号,而非内涵揭示;“就像是一把标尺,如果没有被用来划线、测量,它将无异于普通的木条或钢板,只能是可能性的标尺,而不是现实的标尺。”[3]唯有有效执行,才能使制度成为管理实践,进入文化的更深层面。因而,系统建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还必须强化问责、问效机制,通过依法管理(有法必依)、跟踪管理(对执行情况进行追踪问效)、动态管理(适时动议或定期清理)及考核管理(如年终述职、教代会报告)等手段,以制度保障制度落实和价值趋同。
  第三,要全面优化物态环境。
  物质文化是对物态环境的文化渗透,物态环境是校园文化的直观呈现。爱默生有句名言:“文化开启了对美的感知。”要使一所学校的物态环境足以开启人们的美感,就要做好整体规划和细节处理,由外而内赋予其美的形式与美的内涵。
  一方面,要从大处着眼,对接校园文化建设规划,就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进行下位规划,使之服从服务于文化建设。
  对于新建校区,首先面临的当然是选址问题。从教育的内在要求出发,要大致遵循这样一些标准:远离闹市;周边自然环境优美、社会资源富集;有发展空间等。如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其主校区即选择了一处山丘,从校园草坪就可俯视高楼林立的卡尔加里市区,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是极为理想的读书圣地;其分校则位于开发区,校企结合紧密,工业氛围浓厚。
  对于既成校区,由于历史的原因,选址、建筑等很多东西则往往已经无法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结合文化建设的长远规划,发挥校园文化的整合功能,抓住以下切入点,及时优化校园规划设计:一是在功能布局上,要适应专业发展由分化走向融合、校园模式由封闭趋于开放的变化,以以人为本的区域互动,取代传统的机械分区,并尽可能考虑向社会开放、为社区服务的需要,先期筹划好建筑规模及待建项目;要适应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特征,注重教学空间与非教学空间、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及校园、校舍与社区等的融合。特别是我院这样开办土木工程类专业的院校,更要注意挖掘校园建筑的附加功能,使之在满足常规需要的同时,兼具技术展示与教学实训功能。二是在建筑风格的选择上,要注意维护历史,在继承传统风格与原有风格的同时,着重体现自身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包括发展目标定位、培养目标定位、专业定位等)和办学特色;要注意提升校园及建筑的品质,在彰显地域性、历史性、文化性、艺术性氛围的同时,为人设计,为技术设计,着力营造更加有利于人才培养的人文环境;要注意新老建筑的衔接、贯通,通过颜色选择、光效运用、标牌设置等,从视觉上将校园建筑纳入同一文化系统。三是在规划内容上,要突出人本,科学制定绿化美化方案,合理设置道路、停车场、休闲区域、单独学习区域、学生社团活动场地等专用空间或辅助空间,使整个校园成为“人们愿意呆的地方”[4];要适应“大智移云”时代要求,以数字化校园建设推进节约型校园建设,逐步实现网络(有线、无线)全覆盖和智能化管理服务。
  另一方面,要从细节入手,将特定的精神文化元素积极导入校园建筑及各个角落,赋予物态环境以鲜明的文化印记。
  环境即教育。古人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揭示的就是环境的教化功能。而要强化这一功能,就要将触角伸向校园物态环境的细部,精心设计,重点突破,实现“墙壁也在说话”[5]的目标。
  具体讲,我们可以结合自身实际,重点从以下五个点位寻求突破:一是标示系统。基于学校精神理念,系统开发形象识别体系,作为规范,推广应用;基于对校园道路、建筑物、景区景点等的统一命名,综合造型、色彩、文字及地图等多种元素,突出特色和教育导向,分层设计校园导示系统(如道路指示、建筑物楼层指示、功能指示、文明提示、安全警示),合理布点,统一设置。二是文化墙。在校门周边、广场附近、校史馆外围、建筑物走廊、教室内墙,以及其他核心区域和显眼位置,设置系列文化墙,集中展示办学特色、办学传统、办学成果(如荣誉奖牌、校企合作成果)、校园人物(如历任领导、杰出校友、先进模范、捐赠者)、校园文化产品(如学生作品、品牌社团、品牌活动)等。三是个性化学习(工作)空间。结合重点专业、重点社团等的建设,设置若干教师(教学团队)工作室、学生(社团)工作室,鼓励创造,引导创新;结合校园总体布局,在图书馆、景观带、楼前屋后等处,因地制宜开辟一些休闲区域和单独学习空间,契合环境配置桌椅、书架、电脑、遮阳蓬、自助售货机、自动柜员机等,满足师生个性化学习、生活需要。四是公共卫生设施。优化垃圾桶(最好进行特色化设计)设置,方便师生随时随地进行分装处理;塑造公共卫生间(水房)高端形象,以先进设施和温馨环境引导师生文明使用;在校园空地、图书馆入口、走廊尽头、教室侧后方                                                                                                                                                                                                                                                                                                                                                                                                                                                                                                                                                                                                                                                                                                                                                                                                                                                                                 等适当位置预设足够的储藏空间(如仓库、储物箱),便于师生存放随身物品和归整闲置物品、卫生工具。五是文化传媒。合理设置报栏、橱窗、励志牌、宣传展板等传统媒介,全面推进门户网站(含手机版)及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电子屏等新媒体平台建设,着力办好校报、校刊、学报,大力传播共同理想理念和价值追求,让广大师生在参与中知之、信之、行之。
  第四,要大力培育行为文化。
  所谓“行为文化”,简单说,就是群体或个体受主客观环境共同影响而产生的行为、形成的习惯及其蕴含的价值取向。作为校园文化的一个结构层次,行为文化可谓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建设成效在行为层面,包括群体行为(如课堂教学、实习实训、社团活动、集会等)和个体行为(如校长个人行为、先进模范个人行为、师生个人行为等)的集中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进行精神的、制度的、物质的文化建设,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培育良好的行为文化。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行为本身又是影响行为文化的重要因素。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斯金纳认为,行为支撑着一种文化的思想和价值,同时也改造着文化、变革着文化;文化的发展就是建立在社会或受相倚性联系强化的环境之上的行为发展。[4]所谓“受相倚性联系强化的环境”,对校园文化而言,显然不只是物态环境,它还包括了学校传统及“参照群体”[6]等可能影响个体行为的相关“气场”。因而,培育校园行为文化,不能只靠思想引导、物质支撑和制度约束,还要剑指“行为”本身,以行为引领行为。
  具体讲,要抓住三个关键:一是匡正行政行为。比如,在决策环节,要着力扩大民主,使决策本身尽可能成为整个决策层乃至广大师生的“共识”,充分调动群体的内心认同与行动自觉;在评优树模环节,要极力维护公平、公正、公开,按制度办事,用事实说话,使评选结果尽可能符合自身现实表现,符合共同价值追求和心理预期,发挥正向“参照”作用,增强其他群体效仿动机。二是规范师生常规行为。比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严格执行质量标准,不仅要把勤奋敬业、严谨踏实的教师形象带进课堂,更要融入平等、合作、互动意识,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尊重学生,理解学生,鼓励学生向善向上;在校园生活中,要严格执行既定的行为规范,倡导什么、禁止什么,学校领导及教职员工都要率先垂范,为学生做出榜样,对师生违纪、违规行为,则要一视同仁、及时处置,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免引发“胡蜂效应”[7]。三是积极培育校园文化品牌。团队培育上,要综合与专业兼顾、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并重,通过实行导师制和提供经费、场地、设备等,在学校层面重点培育综合性社团,在系部层面重点培育专业性社团,薪火相传,推陈出新,逐步形成一批内有凝聚力、外有知名度的品牌社团,彰显学校办学特色,引领学生成人成才。活动设计上,要优化宏观架构,基于群体价值追求和形式多样、数量适度的活动序列,重点打造若干品牌活动,为师生展示自我、交流情感提供平台;要优化微观策划,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活动内容和师生体验,使之成为德、智、体、美、劳和谐互动的过程,成为创新文化、传播文明的高效“课堂”。
  当然,各校传统不同,精神追求及文化形态各异,以上突破方向,只是基于文化“四层次说”提供的一个参考路径。在具体操作上,还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基于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制定各年度计划(包括经费配套),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四)注重反馈,定期评估
  从管理学角度看,评估无疑具有导向、激励、诊断、鉴定和监督等多重功能。但就目前而言,高职院校文化评估尚未作为专项评估进入学校举办者或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体系,也缺乏来自第三方的专业评价。在此背景下,就需要我们建立文化评估的内部机制,基于师生、社区、合作伙伴、用人单位等的信息反馈,对校园文化建设进行有效的过程控制和适时的自我调节,使之与时俱进,最大限度符合整体发展战略。
  具体操作上,则可以参照一些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从校园文化体系建设、办学理念体系建设、办学实践体系建设和优势领域发展四个层面入手,重点关注八个问题:文化建设核心价值观的导向性;文化建设体系的完整性;办学理念体系和办学实践体系的一致性;文化建设软环境和硬环境的协调性;文化建设的全面性和针对性;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文化建设的适切性和独特性;文化建设过程的参与性和成果的共享性。[5]按图索骥,校准方向,肯定成果,寻找差距,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改、补救,促进文化创建与生成,引领发展。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自觉”[8]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认识了自己的文化、理解了别人的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取长补短的自主适应,才能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秩序。高职院校要实现特色发展、内涵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唤醒“文化自觉”,着眼于促进学生成长、发展,进行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不断提升文化品位。
 
参考文献:
[1]转引自高宝立.职业人文教育论——高等职业院校人文教育的特殊性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7(5).
[2] 叶仙虹.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校园文化中的职教元素分析[D].广东技术师范学院,2010.
[3] 刘海忠.浅谈推进党风廉政制度建设执行力的践行与思考[J].管理科学,2014(7).
[4] 转引自奥兹门.教育的哲学基础.第七版 [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5] 张凤华,张东娇.学校文化建设与评估指标体系的研制与思考——基于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文化建设示范校创建活动的研究[J].中小学管理.2014(7).

 
 
 



[1]关于文化结构有两分说(物质、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精神)、四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六大子系统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本文采用四层次说。
[2]这一组概念最初由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提出。所谓“集体回忆”,与个人记忆相对而言,指某一群体的人们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再现形式而共同拥有、传承并不断建构的记忆。
[3]法学概念,两者相对而言,“应然”指应该的样子,“实然”指实际的样子。此处仅套用其字面意思。
[4]语出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全球教育设施一流设计师威廉姆·布鲁贝克(WilliarnBrubaker)专著《学校规划设计》(中国电力出版社2006年版)。在该书中,以独立章节对其内涵进行了诠释。
[5]出自苏霍姆林斯基名言:“无论是种植花草树木,还是悬挂图片标语,或是利用墙报,我们都将从审美的高度深入规划,以便挖掘其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并最终实现连学校的墙壁也在说话的远大目标。”
[6]所谓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即“榜样群体”,指个体自觉接受并选择其行为规范和准则来指导自身行为的群体,如先进班级、优秀球队等。参照群体对于群体成员可能有积极影响,也可能有消极影响。
[7]美国气象学家罗伦兹(Lorenz)提出。又称“蝴蝶效应”,指细微变化带动整个系统发生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类似汉语所谓蜂拥而上、一窝蜂之意。
[8]这一概念由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其内涵包括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和对文化发展责任的主动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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